宋元时期，我国科技技术传播到欧洲(中学西传），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为张霁人生经历)

机缘凑合，15-18世纪间，正当西欧人迫切需要迥异于本土的全新的思想文化来支撑其砸毁旧机器走向新时代的历史关头，小亚细亚与中东人送来了由他们保存并充实了的“希腊化”文明成果，阿拉伯人送来了伊斯兰文明成果，远在亚洲东部的中国也传来了“东学”。而东学的西传，不仅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为西欧从中世纪的黑暗中突破出来，提供了制度建设、心灵建设、社会生态建设的有效参照，提供了更新生存方式、提升生存质量、丰富精神生活的巨量物产资源。
众所周知的是：正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刺激了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文化军事面貌的质的跃升：当中国人编出《永乐大典》来的时候，西欧还处在“摇篮本时代”，要用300张羊羔皮才能制作成一本手抄《圣经》，一般信徒根本得不到《圣经》，更不论其他著作了，因为没有纸、没有印刷术，西欧社会文化水准极其低下。中国造纸术是通过中东、北非转入西班牙进入欧洲的。至今法国中部还有个小镇用中国传统方式生产“蔡侯纸”，成为很吸引人的旅游景点。宋代发明的活字排版术，似乎是专门为拼音文字准备的技术：纸和印刷术一传入欧洲，经过改进，立刻迎来欧洲知识的大普及、大爆炸。加上宋人将罗盘针用于远洋航行的技术通过阿拉伯传入东南欧；宋元火药热兵器传入欧洲；再加上这以前早已传入欧洲的马鞍、马蹬、钉马掌技术，使欧洲军事装备（骑兵与热兵器）进入全新时代。这是明清中国潮席卷欧陆之前早就有过的胜景，马克思曾热情赞扬过它对颠覆欧洲旧秩序的重大作用。
主要原因：中国明代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七次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开展空前范围的外交和经贸活动，打开了远东、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直至东非海岸的远洋航线；打通了这一广阔地带文化交流的血脉，缔造了不欺贫吞弱，平等友好、共享文化成果的世界海上交往的东方经典模式。它还有个“副产品”：其越洋船舶的精巧设计与对罗盘针的应用，吸引了往来于地中海、波斯湾一带的威尼斯商人，转而启发了西欧航海船舰的建造与越洋远航。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与商人们一起东来，又很快发现了先进的东亚文化，发现了以儒释道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于是以传教士、商团为主力，开始了“东学西传”的活动。尽管这种“西传”不能不带有选择性、被动性、世俗实用性及文牍理想性，但中华文化自身固有的丰厚内蕴，却也助推了西方15—18世纪间相继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民主运动，适应了欧洲发展的时代需求。
意义：一、东方制度文明对西欧神权统治的冲击
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天主教会之命来到中国，在广东等地住了15年后到达北京。他的传教活动，并不拘泥于天主教的教规，他努力沟通儒学与天主教义，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一起，致力于东西学术的融汇。他在1593年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寄回本国。1626年其继承人金尼阁又译出了“五经”。1655年葡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他们向欧洲人较具体地介绍了中国。这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同步开展、互相震荡的。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界出了一批文化新人，在徐光启(1562--1633)与李之藻（1565—1630）之前，就有唐寅(1470--1523)、杨升庵(1488--1559)、徐渭(1521--1593)、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他是与莎士比亚是同年同月去世的)、袁宗道(1560--1600)兄弟、徐霞客(1586--1641)等一大批人物，都是极富个性特色、敢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冲决牢笼大力开拓的猛士。在政坛上，知识分子群体干政，有纲领，有组织，进行集会、结社(如复社)，开展群众性罢学、罢工、罢市、游行示威、静坐请愿、联名抗议以至“倒阁”(罢免朝廷执政大员) 等和平斗争。这样的时代景观，跟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精神气脉上正是声息相通的；而群众性有组织的和平合法斗争手段的运用，也为近代欧洲工农民众作出了有效示范。
1584(万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出版了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而且用于奖赏善举。法国散文大师蒙田(1533-1592)便据之修改他的《论经验》一文，认为欧洲法律包括“十诫”与“罗马法”在内，都只讲惩罚犯罪，这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而中国的法律则不仅“惩非”，而且“赏善”，他对中国刑赏必罚的政治制度表示钦佩。蒙氏是近代欧洲史上赞颂中国政法体制的第一人。
1590年葡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称颂中国的礼法制度。英人将其辑入百科文集《哈克路特》时，还特意增加了对中国政府行政效能的肯定。这使欧人对中国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激发起研究中国的兴趣。1621年英人伯顿(Robert Burton)出了一本奇书《忧郁症的解剖》，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完善的文官制度。他特别指出：中国牡科举制度，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人才原则。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上。”“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耍。”这样，他便开启了“华为洋用”的风气。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世袭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顺便指出：中国人自身对朝廷谏议制度、科举制度等在其后期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害十分清楚，却也模糊了对这些制度得以形成时的基本状况及积极精神的肯定性认识，以至除了“批判”之外，很少有人提及其正面价值。倒是西方人从中国文献资料中探索到了它的基本精神，使之实实在在地在思想层面、制度层面上对欧洲几代人发生重大影响，完善了他们自己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建设；而在这以前，欧洲政权是把持在世袭的军事贵族手中的，政府官员根本没有正当的考选任命制度；而由教会和封建主把持着政权。当然，无庸讳言，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制度”，多半依据传教士带回的文本资料，因而其分析概括，就必然带上浓重的“文牍理想主义”，成为对中国当时现实的一种“误读”；这也召致以卢梭为代表的欧洲学人的抨击。
二、东方心灵文明对西欧宗教文化的挑战
中华心灵文明，其展开领域为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各方面，其集中表现为孔老学说。在“东学西传”风潮中，取得了惊世成效。
1624年(明·天启四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他倡导从自然出发、从理性出发的新思维，反对教会宣扬的所谓“神的启示”。其后，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等“自由思想者”都由这种“新思维”出发，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与专制制度发起冲击。他们认为东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便从孔子身上吸取思想养分，反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的存在。
1650前后，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为欧洲人的关注中国提供了大体确切的知识。1687年比利时人柏应理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风行欧陆。这是系统介绍东方心灵、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其时，牛津大学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也编订了有关中国的拉丁文与法文书目，收在本人的《书信集》中，为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资料对中国文化要旨作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1661--1662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1687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柏应理，偕南京人沈福宗回到巴黎，将上述三本译著汇总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陆。1688、89、91年即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节本，题为《孔子的道德》或《孔子与中国的道德》等。这是系统介绍东方思想、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心灵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尔(1628-1699)系统研究并热情介绍中国，他不带宗教目的，却有明显的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他读过拉丁文的《大学》《论语》《中庸》，对孔子的“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十分赞赏。他们正是用“人治”去冲击“神治”的。坦普尔甚至研究过中国园林艺术。他不满专讲“几何图形”的欧洲法式园林，专门写了一段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妙论。他说中国园林有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是更高级的美。因为每个能从1数到100的孩子都能依一条直线按规定距离种上一排树，而要造出像自然本身一样美的中国式山水园林就要“冒险”了。此论一出，便改变了欧洲园林的艺术取向，对丰富欧洲人的艺术思维与美学理想有很大影响。这又是东方心灵文化对“文艺复兴”的一个有效策应。
其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学有专长的教士李明, 在来华十余年之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1696,巴黎),《论中国礼仪书》(1700, 巴黎), 立刻被译为德荷英意文重版。李明得出结论：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是简单朴素的“自然宗教”。“如果孔子信徒进了天主堂，见到香火、蜡烛、圣水、誓约、祈祷，见到人们匍匐在各种雕像前，是要大吃一惊的。”——这些话出自一名天主教信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做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因而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当局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是长了翅膀的，它一时间便飞遍了全欧。
1703年起，法国耶稣会开始编印耶稣会士通讯录《有益而有趣的书信》，前后达七十多年，大量介绍东方资料。英国的《学术概要》也连载关于“中国人事件”的争论材料，这就在欧洲引发了中国思想大传播的热潮。大文豪伏尔泰于1714---1728年间两次到英国，他发表的《风俗论》对中国文明作了多方面的阐述与颂扬，特别指出中国史上“没有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对西欧教会的伪善宣传与其战争屠戮罪行作了尖锐的揭露。
顺及：在近代产业建设与科技文化建设上，中国人的先驱示范作用也不容抹煞。继“四大发明”之后，在传送“五经”“四书”的同时，欧洲还有用多语种译介和多版次出版世界级名著《洗冤集录》，这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附有《正背人形图》，对各种非正常伤亡的身理表现有精确描述与诊断，证明公元十世纪中国人已经把人体解剖知识用于平反冤狱了，而几个世纪后，“宗教审判所”却烧死了西方“解剖学之父”；法囯人译介了《天工开物》，称它为“帝国工业的百科全书”，为西方近代矿冶业、金属制造业的勃兴提供了强刺激；美国人还倾力出版《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中国的大百科全书，迄今仍是难得一见的体系宏大而严密的科学论著……这一切，在“工业革命”刚刚起步[1762年]的欧洲所发生的巨大作用，是获得崇高评价的。
三、中国物质文明促成西欧生活方式的文雅化
前文提及，西欧在十三、四世纪以前，是生活在半野蛮状态中的，农业还处在“砍烧农业”阶段，种一收四就算是“丰收”了，城市有两万人就算是“大城市”了，本地商业几乎不存在，对外商又搞野蛮的“海难法”，形同抢劫。这时人民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

资料表明：西欧的城市生态状况，中世纪固然不足一提，即使到十八世纪，也很不像样子。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杂乱无章，文艺复兴之后方才开始有目的地设计，或方整如棋格，或采同心园布局：市中心有广场，广场周边往往为市政建筑与商店、货栈。众所周知，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等商业城市是欧洲孕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温床，是相对繁荣的大城市。那里的情况如何呢？
15、16世纪德国全境有3000个地点取得“城市”资格，平均人口仅有400人。他们搞了“城市联盟”，欧洲史上当成大事来记录。
1539年秋，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法国最早的一项《卫生敕令》，要求各家清扫门前，把拉圾堆在墙根，各家应有自己的粪坑，按规定处理垃圾、污水与粪便。要求迁出巴黎城内的牲畜。从这么一个进程启动，人们不难想像当时法国的市容市貌。
1746年威尼斯下令禁止“在城内或寺院里养猪”。城内养猪，弄得街面泥泞，肮脏不堪。当时城内人过街则需踩高跷、搭木版，或者铺刨花、麦秸。巴黎呢？连巴黎圣母院里也可以随地大小便，政府要定期组织人力去“清理”，可见一斑。后来当局聪明起来，说：“建了公共厕所，就不会随地大小便了。”情况这才有所改善；后来还把这条经验用于发展妓院上，说建了妓院，强奸犯就少了。
1766年的伊斯坦布尔是当时最繁华的大都会，其街况是：“街道湫隘，污秽不堪，街两边若无步道，坏天气难以行走。每逢两人交叉，必须一人走下步道，或紧贴门坎避让。”
如此生态文化，不改变，行吗？那还叫“人的生活方式”吗？还有“人的尊严”吗？

正当西欧进入十五、六世纪，谋求大发展的时机，恰好掀起了“中国潮”，丝、茶、瓷、漆、家俱、壁纸的批量性输入与广泛应用，各色手工工艺品及若干珍稀物品的大量引进，让西欧人这才懂得了什么叫“人的生活”。中国产品的引进，激发了欧人对提升生活质量的憧憬。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在欧陆，在英、法、德各国上层社会中就卷起了一股“中国潮”，中国的茶、瓷器、丝绸、漆器、刺绣，连同室内布置、庭院建筑与园林建造，都深深地打入了上层贵族绅士们以至普通人的生活，时人普遍追求“中国风味”。
十八世纪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年代，他们在呼唤新生活、新秩序。但在欧洲既有的半野蛮半开化状态下，社会从宗教黑暗中走出来了，但人类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未来，仅凭西欧人自身已有的经验是设想不出新生活的蓝图的，必须有所参照。教会允诺的“上帝之城”太抽象，教会宣传的“末日审判”很可怖，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底如何解决，样板何在？他们是必需寻求的，尤其是民族精英们要为人们设计出可行的未来图景，首先是为上层社会提供事实样板：这只能向东方寻求——就像今天的东方在向西方寻求一样。
（一）白玉般的瓷器让王室骄傲 首先，中国瓷器长期风行欧陆，久久不衰。中国青花瓷在宋代就已达到晶莹温润的境界，明清青花瓷更是温润如玉，彩绘精工，远销海外，欧洲人很惊奇中国人如何把泥土烧成了“白玉”。十七、八世纪时欧洲各国的王室之间，争豪斗富，他们竞相利用宫廷的豪华来博取外交上的声誉，宫廷日用和宫廷布置厂都以拥有瓷器为无尚光荣，于是便以赛过黄金的价格大批收买中国瓷器，一件1.2尺的青花五彩盘就值上万钱。明清之际，为适应这种需要，中国政府还特地组织专门力量烧制高档“外销瓷”，年产250万担，装船运往欧洲。瑞典王室于1731-1789年间，进口中国丝、茶与瓷器，仅瓷器一项就达5000万件，可谓“罄其国库以购瓷”了。
1740年，有一艘中国货船满载丝茶瓷器，经一年零四个月到达北欧，不幸沉没于瑞典哥德堡外海100公里处。后被打捞出来，瑞典皇家为此专门成立了“沉船博物馆”,把精美瓷器陈列出来，至今仍在供人参观。乾隆时还特为欧人定制大批量瓷器，并由欧人设计其装饰图案。这批欧洲风味的中国瓷，现在在欧洲相关博物馆中还能看到。
（二）让生话方式文雅化：从饮茶看戏到创建中式园林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茶在英国就是珍稀饮料，从皇后、亲王到诗人、时髦女郎都以喝上中国名茶为高贵的像征；到十八世纪中叶就已经普及了，贩夫走卒都大喝其茶了。1756年甚至为是否要“禁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因为进口茶要耗费大量国帑。据考，1769--1772年间，英国每年从中国广州一口运茶1068.9万磅；需要量之大可以想见。可以说，此时的英国人，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透着“中国气息”。也难怪，出名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是那么欣赏土豆开花的美丽，她能不爱中国的绢画与香茶么？
不仅穿丝绸饮香茶来自中国，连室内装饰也以绘有人物花草的糊墙纸(或有中国风情画的绢帛)来代替壁毯（也来自中东、中亚），认为它轻巧、雅致，符合卫生要求。同时，在公众文化娱乐方面，英法等国的戏剧舞台上，一再上演《中国孤儿》、《好逑传》之类的戏剧和杂耍，其舞台布景、道具、演员服饰都刻意追求“东方色彩”，籍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在园林建筑上，首先是英国，然后是欧陆各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他们引进中国人“师法自然”的艺术风格，造山造水造林，力求“风景如画”的效果；在园中引入拱桥、亭榭、宝塔、花草、楼台、曲径、山洞这类东方特有的建筑小品，造成一种“东方风情”。士绅们以拥有东方园林为荣。英国大建筑家钱伯斯就于1761年在丘镇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中国宝塔”，周围有许多亭台映衬着。人们可以围坐在高大宝塔的塔影中，瞻望远山近水与错落有致的座座亭台，倾听着塔檐风铃传出的悠扬乐音，细细地品茶，放飞自己的遐思梦想，享受“中国式”的悠闲与宁静。法国1785年建的著名的“雷斯荒漠”园林中，特辟“中国山庄”，里面造了不少有曲径相通的中国房子，还镀金着色，十分吸引人，被戏称为“英式中国花园”，可见“中国风”的影响之深。但绝大多数建筑者并未到过中国，他们缺乏相关知识与技能，连房梁的斗榫他们也做不了，就别说彩绘了。至于那式样其实是当地人设想出来的，有人则从丝绸瓷器、中国屏风的图案上取样，让人装成道士住进“庙宇”，装成“隐士”住进山洞，这样来供游人参观。因为新奇，也就形成时风。此风从1720年兴起，整个十八世纪都很盛行。数不清的“中国花园”，使得欧洲原来流行的、以几何图形为基调的“规则式法式园林”大受冷落，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欣赏它的过分的“人工造作”了。
四、新的社会生态展现出异质文明交汇兼容、互补共享的奇异功能

上述由西人臆想出来的“中国风格”的园林建筑，到十九世纪以后就不再时兴了，但它的师法自然、模仿自然的艺术思想，在欧洲人的艺术生活和工艺品制作中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从精神层面上改变了欧洲人的艺术观，盛行一时的“罗可可艺术”即得益于此，它生动、优美、传神、自然，易于引发人们的奇思妙想和艺术幻觉，使其绘画、雕塑、园林、建筑在“复兴”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一切，提升了西欧人乙的生活质量，适应了十八世纪欧人普遍要求刷新生活面貌、改变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时代要求。顺便说一下，当欧陆卷起“中国风”时，中国乾隆帝修建的圆明园，却是综合了中西风格设计的。其长春园之“西洋楼”大水法、海晏楼等等，倒是采用了法式蓝图。而这座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筑，恰恰就毁在英法入侵者之手，这是让人扼腕的。大文豪雨果当年就曾对“英法联军”的野蛮行径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先进的中华产业文明、心灵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适时地满足了刚刚跨进“新时代”的西欧人不断增长着的多层次的生活需要，让他们从裸体、半裸体中走进了“银装丝裹”的“天堂”：瞧瞧吧：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的欧洲图画、雕塑中，那些“神灵”们、“大帝”们、“仙女”们过的什么样的“神仙生活”呢？一个个赤身裸体、树叶遮羞、兽皮裹身；再看看十九世纪以后他们反映小市民生活的画面吧，其物质的丰裕文明程度又是多么令人钦慕的状况！
综上所述，在西风东渐之前以及与之同时，存在着一个漫长的“东学西传”史，一股为期250年（从1582年利玛窦东来到八国联军侵华前夕）的“中国潮”！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欧洲人之所以能冲决中世纪宗教统治的严酷罗网，从漫漫长夜的黑暗中以“人”的姿态走出来，“中国潮”配合着他们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尤其是以“自然神论”的理论形态给了经院神学以致命的一击。可以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东方文明在欧洲大陆原本是享有崇高声誉的。当然，这主要是由欧洲人自动向发地搞搞来的，就中国方面来说，它只是中华传统文化之“辐射作用”的又一次强力表现，是毫无文化主体的功利诉求的静悄悄的“渗透”，故没有引发任何暴力抵拒：这在西欧文化史上是惟一的奇迹，是对西欧宗教神权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全面否定。
今天想来，当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正是我中华民族通过“中国潮”向欧洲送去了急需的文明成果，这是伏尔泰、来布尼茨等欧洲先哲所一致公认的。现在有人宣扬什么“文化冲突”论，稍作历史回顾，从同一基督文化圈内无休无止的、惨绝人圜的宗教战争的史实中，从异质的中华文化在西欧也能实现和平“渗入”的史实中，不难引出一个结论：文化无冲突，无论同质文化还是异质文化，都是可以沟通兼容而互补共享的；“冲突”是由掌握文化的特定利益集团所刻意制造的！ (1)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棉纺。
(2)中国科技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外交往频繁。
(3)有利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大大推动了世界文化的进程。 北宋时，我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后

来传到欧洲，便利了欧洲科学文化知识的传

播。南宋时，我国的指南针技术经由阿拉伯

人传至欧洲，为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提供了重

要条件。到了元朝，我国的火药和火药武器

技术也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对欧洲新兴

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城堡和骑士阶层起了重要

作用 哈？楼主要问什么呢? 四大发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