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表现什么时期的作品(红旗谱三部曲简介)

简单的说,写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

〈红旗谱〉写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集中深入地描写了一个僻静的山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引起的异常深广的变化：相沿几午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古旧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在一个短时期中被连根掀翻。作者用细腻的自我批评， 带著亲切的乡士气息，刻画了几个革命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其中邓秀梅、李月辉、陈在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特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旗谱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作者：梁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红旗谱》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生动地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获得重大的成就。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朱老忠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一个”，是长篇小说园地中不多见的成功典型。整部作品凸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另外，综合作品中“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传统精神，充满浓厚地方色彩的冀中平原深广背景等，该书称得上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式作品。 　　二 “史诗性”的追求

　　“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
　　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
　　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迹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其实，不仅长篇，一
　　些叙事诗和戏剧作品，也表现了相似的趋向)。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
　　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
　　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家。这种艺术目标后来得到继续。这种艺
　　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
　　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到了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
　　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这在表现“
　　现实生活”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如柳青的《创业史》，但最主要的“实现”，是在“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
　　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
　　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长篇《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
　　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
　　求。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中，最早出现的是有关革命胜利，即40年代后期战争的描述
　　。杜鹏程(注：杜鹏程(1921-1991)，陕西韩城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6年内
　　战开始后，任解放军随军记者。50年代一个时期，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生活。除《保
　　卫延安》外，还写有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
　　《延安人》等。)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价的长篇。
　　1954年初版本出版后，冯雪峰称它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
　　义上说，也总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
　　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3月到9月的陕北
　　延安战事——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和
　　延安的收复。其中，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是描述的重点。初版本之后，作
　　者作了较大修改，于1956年和1958年出版第二、第三版。以对“战争全局”的把握来关
　　照具体的、局部性的战事和人物的活动，是作品的总体构思。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
　　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来着力塑造周大勇、李诚、王老虎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
　　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至终保
　　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是高级将领
　　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因而受到评论界的
　　注意。但是，在当代艺术虚构和“生活真实”经常不被区分的情况下(电影《武训传》的
　　批判，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美学逻辑)，这种“创造性”同时也就包含着可能的“危险”
　　。1959年，在彭德怀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贬谪之后，这部写有彭德怀的小说
　　也就陷入长期不得摆脱的困境之中。(注：第三版之后，本书不再印行。1963年9月2日，
　　文化部下达秘密通知，指令各地对《保卫延安》“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次年又发
　　出“补充通知”，对这部长篇的处置改为“就地销毁”，“不必封存”。“文革”期间
　　更受到反复批判。)
　　吴强(注：吴强(1910-1990)，江苏涟水县人。30年代开始文学活动，参加过左联。1
　　938年参加新四军，从事文化宣传工作。除《红日》外，另出版有长篇《堡垒》等。)的
　　《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40年代内战初期山东的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与艺术
　　虚构加以结合。故事的展开方式和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
　　源泉的揭示，和回答胜利获取的根据——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
　　在表现40年代内战的小说中，评论界一般认为，比起《保卫延安》来，它在思想艺术上
　　取得重大进展。主要理由是，对战争生活所涉及的方面，有比较开阔的展现：不仅指写
　　到军队中的军、师、团以至普通士兵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指把军队和百姓、前线和后方
　　、指战员的战争行为与日常生活加以连结的“横向拓展”的艺术构思，而表现了对社会
　　生活的整体把握的意向。二是人物创造上，作家意识到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而
　　在维护(或不损害)性格的“阶级特征”的前提下，加强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刻画，
　　并在同一类型的人物间，赋予将之区别的对比性特征，如坚毅、严格与开朗、幽默感等
　　。在坚持“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对立结构的基础上，小说对“反面形象”(沈灵
　　甫等)也避免漫画化刻划，在对其反动、虚伪等“本质”的描写中，不回避表现其才干、
　　谋略。这一切，是为了“惊顽惩恶”，为了更突出“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所作的设计(
　　注：吴强《红日》“修订本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梁斌(注：梁斌(1914-1996)，河北蠡县人。20年代后期读中学
　　时，开始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抗战期间和40年代后期，在冀中主要从事文学宣传
　　和地方政权工作。除了《红旗谱》等长篇外，还写有长篇《翻身记事》等。)的《红旗谱
　　》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及《苦斗》等)，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
　　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
　　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
　　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的孕育、开展的情形。据梁斌的回忆，为着写作
　　《红旗谱》，他有过长时间的准备(注：参见《漫谈〈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的
　　“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
　　。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写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
　　村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主要写发生
　　于1932年的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则写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朱
　　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是各部的主线，而这一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按时间顺序组织为各卷的中心情节。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
　　章的“楔子”(《创业史》是“题叙”)，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老一辈农民
　　朱老巩和严老祥大闹柳林镇，赤膊上阵，拿铡刀拼命，朱老明对簿公堂，和地主打官司
　　，但“都注定要失败”。这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
　　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注：参见《漫谈〈红旗谱〉的创
　　作》(《红旗谱》的“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
　　，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到获得由“时代”
　　、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当时的评论界
　　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
　　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
　　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
　　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
　　，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
　　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作是
　　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逸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另外
　　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
　　所浮现。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等)，在《红旗谱》中，提供了表现方法上的借鉴，
　　也参与了人物性格、行为的构成。对这一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
　　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可以这样认为，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设想，是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始有终的构想型式。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反而常常会遭到现实的打击而破灭，因此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另一方面，宏大叙事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它的产生动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总要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总要与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构架。虽然，近些年来，西方史学循着突破政治框架的路子前进,宏大叙事的主题线索偏重经济和文化。但是无论经济还是文化，从最终的结局来说，仍然摆脱不了与政治结构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干系。宏大叙事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构想。它因逝去的历史事实而证实，因将来的历史事实而证伪，是史学家的希望和寄托,是史学家的激励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