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山西人走西口路线)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

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扩展资料：

地理位置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

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杀虎口不仅是通往蒙古，还是通往俄罗斯的重要商道。

走出杀虎口，晋商们就迎来了一片新天地。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据记载，汉民走西口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但是，这是随着“绿营军”驻防而产生的现象。后来又在"蒙汉交界"划出20到30华里，为垦植界限，让汉人耕种，即所谓的“开边”。这是走西口最早的记载.但不是自由的,是官办的.允许汉民入蒙垦荒种地，不等于允许汉民入蒙采挖甘草。 乾隆年间，汉族边民入蒙种地在时间和节令上仍然受到政府的限制。无论满蒙汉的百姓,官员私自组织入蒙耕种或挖甘草,轻则罚重则充军割官. “走西口”真正始于清嘉庆年间. 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县的穷苦劳动人民“走西口”曾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时期是清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 “乾隆盛世”后，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开边”政策的推行，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汉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的租种权，另有一部分汉人入蒙从事甘草的采挖和经销，从而拉开了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当时，在采挖经销甘草的人当中，尤以山西保德人最有名，有人说，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他们不仅采挖甘草，而且经销甘草，他们开草场、开草店。草场专门组织人挖甘草、收甘草、加工甘草；草店专门卖甘草、买甘草。 挖甘草主要是在阿拉善左旗和右旗，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乌拉特乔旗以及巴彦淖尔盟的五原等地。甘草采集不仅为走西口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劳务市场，也使内蒙西部的地方官吏得到了好处。 第二次汉民入蒙高潮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贻谷放垦”和民国二十三年的“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汉民入蒙去开荒种地和采挖甘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中国战败,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战胜国款银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9亿8000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由于清政府财政枯竭，入不敷出，便将危机转嫁到人民头上，采取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之不足。由过去的封禁、半封禁蒙荒转为大量开垦蒙荒，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大规模地开放蒙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贻谷放垦”。从此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汉民再也没人干涉和阻止了。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政府提出“移民实边”政策，又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汉民入蒙垦荒和采挖甘草的高潮。 以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当时走西口的人数为例：河曲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4000人左右；保德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3000到4000人之间；偏关县每年出“口”的人数2500人左右，这是正常年份下的情况。若遇灾年，三个县出“口”的人数都逾万人。 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内蒙定居的河曲人有10万人，保德、偏关次之。河曲人主要居住在临河、陕镇、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现在的乌拉特中后旗的高塔梁一带、双圣美乡、石哈河乡、郜北乡、??图乡，大多数居民是河曲人。固阳县的红泥井乡有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四分子村，河曲人占80%左右，他们都是深7村的许家。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年复一年，在晋西北、雁北、陕西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出“口”大军开进内蒙西部地区，去从事农耕和采挖甘草。 据记载，汉民走西口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但是，这是随着“绿营军”驻防而产生的现象。后来又在"蒙汉交界"划出20到30华里，为垦植界限，让汉人耕种，即所谓的“开边”。这是走西口最早的记载.但不是自由的,是官办的.允许汉民入蒙垦荒种地，不等于允许汉民入蒙采挖甘草。 乾隆年间，汉族边民入蒙种地在时间和节令上仍然受到政府的限制。无论满蒙汉的百姓,官员私自组织入蒙耕种或挖甘草,轻则罚重则充军割官. “走西口”真正始于清嘉庆年间. 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县的穷苦劳动人民“走西口”曾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时期是清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 “乾隆盛世”后，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开边”政策的推行，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汉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的租种权，另有一部分汉人入蒙从事甘草的采挖和经销，从而拉开了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当时，在采挖经销甘草的人当中，尤以山西保德人最有名，有人说，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他们不仅采挖甘草，而且经销甘草，他们开草场、开草店。草场专门组织人挖甘草、收甘草、加工甘草；草店专门卖甘草、买甘草。 挖甘草主要是在阿拉善左旗和右旗，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乌拉特乔旗以及巴彦淖尔盟的五原等地。甘草采集不仅为走西口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劳务市场，也使内蒙西部的地方官吏得到了好处。 第二次汉民入蒙高潮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贻谷放垦”和民国二十三年的“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汉民入蒙去开荒种地和采挖甘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中国战败,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战胜国款银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9亿8000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由于清政府财政枯竭，入不敷出，便将危机转嫁到人民头上，采取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之不足。由过去的封禁、半封禁蒙荒转为大量开垦蒙荒，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大规模地开放蒙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贻谷放垦”。从此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汉民再也没人干涉和阻止了。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政府提出“移民实边”政策，又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汉民入蒙垦荒和采挖甘草的高潮。 以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当时走西口的人数为例：河曲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4000人左右；保德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3000到4000人之间；偏关县每年出“口”的人数2500人左右，这是正常年份下的情况。若遇灾年，三个县出“口”的人数都逾万人。 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内蒙定居的河曲人有10万人，保德、偏关次之。河曲人主要居住在临河、陕镇、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现在的乌拉特中后旗的高塔梁一带、双圣美乡、石哈河乡、郜北乡、??图乡，大多数居民是河曲人。固阳县的红泥井乡有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四分子村，河曲人占80%左右，他们都是深7村的许家。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年复一年，在晋西北、雁北、陕西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出“口”大军开进内蒙西部地区，去从事农耕和采挖甘草。 据记载，汉民走西口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但是，这是随着“绿营军”驻防而产生的现象。后来又在"蒙汉交界"划出20到30华里，为垦植界限，让汉人耕种，即所谓的“开边”。这是走西口最早的记载.但不是自由的,是官办的.允许汉民入蒙垦荒种地，不等于允许汉民入蒙采挖甘草。 乾隆年间，汉族边民入蒙种地在时间和节令上仍然受到政府的限制。无论满蒙汉的百姓,官员私自组织入蒙耕种或挖甘草,轻则罚重则充军割官. “走西口”真正始于清嘉庆年间. 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县的穷苦劳动人民“走西口”曾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时期是清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 “乾隆盛世”后，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开边”政策的推行，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汉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的租种权，另有一部分汉人入蒙从事甘草的采挖和经销，从而拉开了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当时，在采挖经销甘草的人当中，尤以山西保德人最有名，有人说，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他们不仅采挖甘草，而且经销甘草，他们开草场、开草店。草场专门组织人挖甘草、收甘草、加工甘草；草店专门卖甘草、买甘草。 挖甘草主要是在阿拉善左旗和右旗，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乌拉特乔旗以及巴彦淖尔盟的五原等地。甘草采集不仅为走西口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劳务市场，也使内蒙西部的地方官吏得到了好处。 第二次汉民入蒙高潮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贻谷放垦”和民国二十三年的“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汉民入蒙去开荒种地和采挖甘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中国战败,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战胜国款银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9亿8000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由于清政府财政枯竭，入不敷出，便将危机转嫁到人民头上，采取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之不足。由过去的封禁、半封禁蒙荒转为大量开垦蒙荒，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大规模地开放蒙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贻谷放垦”。从此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汉民再也没人干涉和阻止了。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政府提出“移民实边”政策，又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汉民入蒙垦荒和采挖甘草的高潮。 以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当时走西口的人数为例：河曲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4000人左右；保德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3000到4000人之间；偏关县每年出“口”的人数2500人左右，这是正常年份下的情况。若遇灾年，三个县出“口”的人数都逾万人。 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内蒙定居的河曲人有10万人，保德、偏关次之。河曲人主要居住在临河、陕镇、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现在的乌拉特中后旗的高塔梁一带、双圣美乡、石哈河乡、郜北乡、??图乡，大多数居民是河曲人。固阳县的红泥井乡有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四分子村，河曲人占80%左右，他们都是深7村的许家。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年复一年，在晋西北、雁北、陕西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出“口”大军开进内蒙西部地区，去从事农耕和采挖甘草。

走西口主要发生在清初。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约为今山西朔州市右玉县。

“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原因是清初人口增长后山西地少人多，迫于生活压力形成的一股人口大迁徙。

路线图是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山西朔州市）出关，进入蒙杀虎关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清朝，由于战乱以及饥荒，大批难民迁移至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