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保卫延安杜鹏程)

1947年初，杜鹏程被调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文艺》社工作，半年后又奔赴前线，深入到王震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做了一名随军战地记者。
当时，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而西北野战军以装备很差的2万余人，与相差悬殊的敌军在陕北周旋、拼杀，展开了一场保卫延安的殊死搏斗。形势异常险峻，杜鹏程到达部队才几个月，西北野战军二纵即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竟由原来的90多人锐减为十多人。
这些感人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杜鹏程，他含泪在日记中记下那一个个难忘的战斗场面，有时将装日记的包袱放在膝盖上写，有时宿营以后趴在老乡的锅台上写，即使在硝烟弥漫、子弹横飞的阵地上，他也照写不误。
一次，旅政委杨秀山发现杜鹏程写作的“武器”竟是一根将笔尖捆扎在树枝上的东西，需要不停地蘸墨水。就关切地对他说：“笔对你来说，和枪杆子一样重要，”于是当即批条子给供给部，指示为杜鹏程配发一支好笔，很快，一支“金星牌”钢笔便到了团里，团政委将这支笔转交给杜鹏程时，郑重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
在行军途中和群众、部队聚会上，杜鹏程不止一次见过彭德怀，而且听到过有关这位“彭大将军”的许多战斗故事。这些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的故事令随军记者杜鹏程心驰神往，很想近距离接触这位神话般的人物。
1948年秋，这样的机会来了，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召集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说了三四个钟头，彭德怀谈到延安保卫战的重大意义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谈到了他自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当时，杜鹏程亲耳听到那响如洪钟般的话，激动不已。采访中，彭总质朴谦和，平易亲切，他说甘愿当“扫帚”供人民使用，觉得他自己就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野菜，也是深为惭愧的！杜鹏程深深感受到：彭总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的真实写照，“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动人心的巨大形象。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巨人——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1949年他开始构思一部长篇作品，不禁萌生了要将西北战场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诉诸笔端、昭示后人的强烈冲动，他说：“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作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1949年底，杜鹏程到达新疆喀什葛尔城后，着手创作《保卫延安》了，他整理了战场日记，仔细回忆西北战场，构思着他的小说。他看了《战争与和平》、《铁流》、《日日夜夜》等描写战争的长篇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写得很好，特别是把小部队写得很细，他觉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应该写一部气魄大、范围广、大兵团指挥的长篇来。在新疆，他写了100万字报道文学稿子，装了两麻袋，用毛驴驮着回到内地。一位商人说：“你在新疆发财了吧，驮的是金钱吧？”一位大娘说：“你给老娘驮回两麻袋粮食吧？”杜鹏程摇头说：“不是，不是，是两麻袋书稿！”
杜鹏程在列写作提纲时，前后反复四次，其间还到随军采访的原独四旅几个团进行深入调查。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得知情况后，给予杜鹏程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当面勉励他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 自1950年动笔，杜鹏程经常通宵达旦，与昏暗的小煤油灯相伴15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初稿。
“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在稿纸上……”杜鹏程这样回忆当时艰苦创作的情景。以至草稿完成的当天，他倒头便睡，直至两天两夜后，才从睡梦中惊醒，由于几天没吃东西，他饥饿之极，便拉上几个记者一同上街吃羊肉包子，他的食量和狼吞虎咽的样子令同事们大惊失色，过后有位记者告诉杜鹏程妻子张文彬说：“你这老杜可不得了，一下子吃了那么多包子，这哪儿是吃，简直在喝油。”
四年间，这部作品先后历经9次修改，由最初的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修改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继之又压缩为17万字，最后又变成30多万字，前后被杜鹏程涂改过的稿纸足可以拉一大马车。杜鹏程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凝聚他心血的手稿，“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交错，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
当初，这本书从初稿、定稿、审查、出版都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的，1953年春，总政文化部设法将杜鹏程从新华社新疆分社借调出来，到北京住了一年，集中精力反复修改，确定以小说形式反映1947年3月至7月延安保卫战的历史进程，其间还将书稿送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征求意见。当年底书稿就完全定下来了，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解放军文艺》1954年第1、2期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后由总政文化部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杜鹏程对自己的书稿牵挂如子女，希望它能够得到重视，所以，又将一份打印稿寄给了素不相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并写了信，冯连回两封信，约他到自己家里一谈，杜鹏程知道，冯雪峰不仅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而且又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文坛上地位颇高。
当得知杜鹏程只有32岁时，冯雪峰感叹地说：“还是个青年，不过，像这样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将军形象的文章，真是不容易，要我写我也不一定能写出来，”冯从总体上对这部作品做了估价，说：“这是一部史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铁流》、《水浒》及《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辉煌，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的初稿，将来还可以不断修改……你自然有能力把它搞成和古典杰作争辉的作品。”当晚他们谈到凌晨三点。第二天冯雪峰又打电话给杜鹏程，约他再谈一次，并说他已经向《人民文学》编辑部做过推荐，希望他们先刊发该书的部分章节，还说，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负责同志商量过了，希望作者用两周时间，将一些地方做点修改，在1954年元月十日左右交出版社，然后加快印刷，争取在三月份能与读者见面，这使杜鹏程“心里掀起巨大的感情波涛”。
1954年6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初版印数达到近百万册，这部作品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争购争读的可喜景象，有评论说，作者以澎湃的激情。高昂的笔调，刻画了一批丰满而生动的解放军指战员的人物群像，展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其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钢铁般的意志，成为鼓舞和教育中华儿女的楷模，为这部小说付出心血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撰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发表在当年《文艺报》第14、15期上，该文指出：“这本书的很大的成就，我觉得是无疑的。它描写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已经确定的了。”还说“作者以战斗的精神，写出了这样的革命战争，于是作品就具有迫人的鼓舞力量。”文化部长茅盾先生也评论说：“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好像是用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 《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被誉为“英雄史诗”。首先，它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出色地反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描绘出一幅真实、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作品围绕西北战场我军正规部队与千倍于我军的敌人的浴血奋战，以我军主力纵队的一个连所参加的青化砭、蟠龙镇、榆林、沙家店等战役为主线，艺术地概括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进程，作品所描写的人民战争的场面，规模宏大，头绪纷繁，从高级将领的重大决策到基层连队的战斗生活，大大小小战斗的组织和进行，以及根据地人民和游击队的斗争，都有真实、正面的描写。作品不讳饰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不回避敌强我弱形势下战争的空前残酷和激烈，每次战斗都有无数英雄战士壮烈牺牲，“一片土地一片血”，胜利的得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
作品还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党中央、毛主席对整个战局的正确分析和英明决策，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部署和指挥，我军将士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一切在作品中都有着充分而精彩的描绘；陕甘宁边区群众和全国人民对战争的支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作品始终洋溢着炽热的战斗激情，使人感受到人民战争具有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巨大威力。其次，以高昂的笔调，遒劲的笔力，刻画了一批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 《保卫延安》在艺术风格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澎湃的激情、浓郁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的高度结合；在严酷的典型环境中刻画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气势恢宏，笔调豪放、粗犷；语言明白晓畅，朴实生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群众风格，又富于激情的力量。但就“史诗”作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的要求而言，《保卫延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还不够广阔，对敌人的刻画显得单薄，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也不够丰富多彩，节奏上略嫌单调。作品的这些不足，带有一定时代在认识和理论上的局限，然而，这只是白璧微瑕，《保卫延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达到了50年代初期的最高水平，不愧为我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1978年12月，随着彭德怀冤案的平反，1979年这部书第4次重新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杜鹏程将冯雪峰的2万字长文《论(保卫延安)》放在小说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保卫延安》的声誉一路飙升：“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的艺术形象”、“建国初期第一部讴歌人民解放战争的名著”、“我国描写现代战争的长篇小说的里程碑”。